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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涛:《大学》“诚意慎独”章解读(一)

作者:admin    来源:互联网    发布时间:2020-06-13 16:49    浏览量:

《大学》是四书中的一篇,地位非常重要,我们学习儒学,一般应当从阅读《大学》入手。孟子研究院有系统解读四书的计划,但我们是先讲《孟子》,再讲了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最后讲《论语》。但若是学习、了解儒家思想,首先应该读《大学》,之后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最后读《中庸》,这是学习儒学的基本次序。

为什么说《大学》非常重要,为什么我们要从阅读《大学》这入手呢?这就涉及到对儒学的理解,以及如何概括儒家思想的问题。《大学》之所以重要,就在于它对儒学做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。提到儒学,学者往往引用《论语·宪问》中孔子与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:

子路问君子。子曰:“修己以敬。”曰:“如斯而已乎?”曰: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:“如斯而已乎?”曰: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,尧舜其犹病诸?”

子路问老师,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名君子?这说明儒学首先是君子之学。孔子教导弟子要成为一名君子,成为君子是儒门弟子追求的目标。孔子回答:“修己以敬。”“修己”,就是修身;“修己以敬”,指用恭敬的态度修身。也有解释为,修养自己做到恭敬,类似孔子说的“执事敬”。子路又问,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吗?孔子说,“修己以安人。”,只修养自己、完善自我是不够的,还要进一步去安人。儒家不仅谈修己,还要安人,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儒家。真正的儒家一定是在修己的基础上,进一步去影响他人,也就是安人。因为下面接着谈到“安百姓”,所以一般认为这里的“人”是狭义的,主要指上层人物,不包括百姓。我认为这里的人主要指身边的人,这样理解比较合理。

我们今天离儒学传统比较远了,对它的理念缺乏切身的感受。说到修身还容易理解,但要说到安人,则会产生疑问。我们如何安人?如何影响他人?其实,道理很简单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,一定会受到他人的影响,在家庭受父母的影响,进入学校受老师的影响,走上社会受同事、朋友的影响。另一方面,我们又会去影响别人,作为父母,你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;作为丈夫,会影响到自己的妻子;作为领导,会影响到自己的员工。在我们的一生中,总会受到他人的影响,也会去影响到他人,而且总有那么几个人,对我们的成长影响深远。当然,我们也会深深地影响到他人。所以修己和安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,要想影响他人,首先要修养自己,完善自我。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,自然要向他人学习,所以孔子说“三人行,必有吾师焉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

子路又问,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吗?孔子说,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不仅要安身边的人,还要安天下的人,安广大的民众。当然,孔子也认为,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,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人,也难以做到。但这是儒家的理想,是儒者应该追求的目标。这里有一个问题,做到了修身、完善自我,是不是一定就能安百姓,或者平治天下?恐怕还不行,还必须还要有一定的外在条件,这个条件就是位,就是权力。作为一名普通人,道德修养再好,最多可以影响身边的人。但若想安百姓,平天下,改造、影响社会,还必须要掌握权力。这样的话,作为一名君子还是不够的,还要成为“大人”。

这就涉及到《大学》的名称,何谓大学?郑玄认为是“博学”,朱熹则认为是“大人之学”。什么是“大人”呢?孟子说:“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“格”,纠正。“君心之非”,指君主的错误。国君做了错事,或者决策出现了错误,谁能去纠正他?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,而必须是大人。大人既有道德声望,又有较高的政治地位,有机会接近国君,所以才能够“格君心之非”。大人者,有德有位之人也。君子有德,但不一定有位。而作为大人,必须既有德,又有位,德位兼备。位是什么?就是要具有一定的地位,掌握一定的权力。只有这样,才可以影响更多的人,才可以安百姓。所以孔孟荀等儒者一方面通过教学授徒,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君子,鼓励他们积极出仕。另一方面又希望有一套好的制度,使君子能够脱颖而出,让他们来管理国家和社会。《论语·为政》中记载孔子与鲁哀公的问答:

哀公问曰:“何为则民服?”孔子对曰:“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;举枉错诸直,则民不服。”

“错”通“措”,放置的意思。鲁哀公问孔子,怎么做才能使百姓信服呢?孔子回答,把那些正直的人——也就是君子选拔出来,放在道德品质不好的人——也就是小人之上,让他们去管理国家,这样百姓就会信服。反过来,把那些不正直的人选拔出来,放在正直的人之上,让他们管理国家,这就是小人当道,奸佞横行,百姓自然不会服从了。

所以完整的儒学一方面是君子之学,或者说是大人之学,另一方面还包括了一套制度之学。不过《大学》主要强调、论述的是前一个方面,将儒学概括为修齐治平之学,而没有论及后一方面,但这是隐含在其中的,是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条件。所以根据《大学》的概括,儒学就是修齐治平之学。“修”指修己或修身,“齐”指齐家,“治”指治国,“平”指平天下。需要说明一点,《大学》所说的“家”与今天“家”不是一回事。我们今天所说的“家”是小家庭,一般是五口之家,包括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、孩子等。《大学》的“家”不同,是指大夫的封邑。周代实行分封制,名义上土地归天子所有,所谓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,这便是国。例如今天的山东,当时主要封了两个大国,齐国和鲁国。诸侯把土地再往下分给大夫,这就是家了。所以家就是大夫的封邑,其规模相当于现在的县,比今天的家要大得多。《大学》“齐家”章说,齐家的关键是要公平、公正,而不能有偏心。为什么呢?因为“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,之其所贱恶而辟焉,之其所畏敬而辟焉,之其所哀矜而辟焉”。这里的“之”是“于”的意思,人对于亲近喜爱的人,对于厌恶憎恨的人,对于畏惧尊敬的人,对于同情怜悯的人,态度会不一样,会有偏心。读到这里就会知道,《大学》的家与我们今天的家是不一样的,今天的家里都是我们亲近、喜爱的人,怎么会有这么复杂呢?治国的国指诸侯国,从范围上看,相当于今天的省。平是平天下,古人说的天下,从地域上看,可能只包括今天的中国,但实际是指是普天之下,包括整个世界。所以儒家是有远大胸怀的,它是世界主义者,而不只是个民族主义者,儒家的修齐治平之学,其终极目标是平治天下,而不限于一国一家。

儒家哲学,范围广博。概括说起来,其用功所在,可以《论语》“修己安人”一语括之。其学问最高目的,可以《庄子》“内圣外王”一语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,做到极处,就是内圣;做安人的功夫,做到极处,就是外王。至于条理次第,以《大学》上说得最简明。《大学》所谓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,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;所谓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(《梁启超论儒家哲学》,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,第4页)

梁先生显然是用《大学》来理解儒学的。所以《大学》之所以重要,就是因为它对儒家的思想,尤其是条理次第,怎么从修己到安人、从内圣到外王,做了一个概括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,梁先生将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与修身并列,应该是受到传统注释的影响。传统上,一般将《大学》的思想概括为“三纲领八条目”。三纲领指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,八条目包括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大概二十年前,我写过一篇文章:《〈大学〉新解》。我提出《大学》的八条目其实应该是四条目,因为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是修身的具体内容,是包括在修身之中的。说到修身,就是要格物、致知和诚意、正心。不是在修身之外另有一个格物、致知和诚意、正心,也不是在格物、致知和诚意、正心之上还有一个修身。

所以我们今天讨论《大学》,也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纲领四条目,这更便于理解《大学》的思想。当然,三纲领八条目的说法流传已久,延续旧说也可以,关键是要真正理解。

《大学》一文的文眼或核心观点是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“壹”,一概。“皆”,都。用今天的话说,上至国家主席,下至普通百姓,每人都要以修身为根本。中华文化,尤其是儒家文化,其实就是修身的文化。为什么修身很重要呢?因为我们人生在世,都想追求快乐、幸福——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讲,我们是乐感文化,但是怎样才能快乐、幸福呢?答案很简单:与有修养的人在一起便会愉快、幸福,与没有修养的人在一起肯定不愉快、幸福。家庭生活中尤其如此,我们一生中生气、吵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在家庭了,为什么呢?家庭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大事,无非就是柴米油盐,各种琐事,但有修养和没有修养差别很大。结了婚的都会深有体会,没有结婚的,也不要只看重外表,其实修养更重要,但这往往只有结了婚后才知道。单位也是一样,一个人有修养和没有修养,给领导、同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,他们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经常说,性格决定命运。这句话有一定道理,人的命运很多时候是由性格决定的。但性格又是被什么决定的?性格并不完全是天生的,也是可以后天改变的,所以荀子讲化性起伪,积善成德,就是认为性格实际是后天培养的。所以修身决定性格,性格决定命运,最后修身决定命运。说修身决定命运有点绝对,不一定恰当,也不完全符合儒家的思想。儒家认为命运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,不可能完全被人控制、掌握,但是人可以正确地对待命运,这就是尽人事以待天命,尽人事就包括了修身。我们都注意到这种情况,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,特别是同学之间,智力、学历差别不大,但走上社会以后,事业上的成就却有很大差别,除了运气的因素外,就在于个人的努力不同,在于个人是否修身。即使修身也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差别,什么是自觉修身?我们读《论语·学而》篇第三章:“曾子曰:吾日三省吾身,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做到了“吾日三修吾身”就是自觉修身。每个人都在生活,但只有经过反省、总结的生活才是有收获的,才是可以使我们不断提升、完善的。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,就在于有人自觉修身,有人一味任性。内圣影响外王,修身影响到能否治国平天下。用《大学》的话说,前者是本,后者是末。“其本乱,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,而其所薄者厚,未之有也。”如果修身尚没有做到,却幻想着要齐家治国天下,这是本末倒置。可是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,该努力的没有努力(“所厚者薄”),不该努力的却想入非非(“所薄者厚”),分不清轻重缓急,这样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
儒学从孔子开始,把修身作为重要内容,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,这一时期大夫的势力逐渐兴起,像鲁国的三桓,就掌握了鲁国的政权。大夫有自己的封邑,就是家。随着大夫势力的扩大,他们需要一批“职业经理人”替他们管理封邑,儒家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。我们读《论语》就会发现,孔子有很多弟子就是给大夫做宰,也就是管家,甚至也有为诸侯提供服务的,像子夏就曾为魏文侯师。所以儒学的兴起,与社会的需要是有关系的。孔子讲学授徒,弟子三千,这么多人愿意跟随其学习,除了敬仰他的学识外,还有学以致用的考虑。孔子对于弟子,也是鼓励他们要积极出仕,而出仕就是要去大夫、诸侯那里做官,为他们提供服务。当然对于儒生而言,人生的选择不只出仕一途,还可以经商,如子贡,可以从事教育,甚至隐居民间,但出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既然出仕,就需要具备专门的知识、技能,这些知识、技能在当时就礼乐射御书数,所谓的六艺。但除了专业技能外,但孔子还教导自己弟子一门更大的学问,这就是君子的学问,做人的学问。所以孔子的伟大,不在于他为社会培养了一批“职业经理人”,而在于为当时的士人确立人生的理想和方向。孔子首先揭示的“士志于道”,便已规定“士”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,是“社会的良心”;曾参发挥师教,讲得更明白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,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。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所以孔子教导弟子,作为士人、君子首先应该确立一种精神信仰,一种责任担当,应该以道自任,能够超越个人的私利去关注国家、民众的普遍利益。如果孔子只是传授知识、技能,教导弟子如何就业,混碗饭吃,这与蓝翎技校、新东方就没有区别了,孔子也不会被尊奉为圣人了。孔子之所以被尊为圣人,之所以有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”的说法,就在于孔子为我们这个民族,尤其是民族中的士人阶层确立了一种精神信仰,这种信仰就是仁义。今天我们缺乏的正是精神信仰,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信仰,只是沉沦在物欲的追逐之中,是没有前途的。古往今来历史上出现过多少个民族,为什么很多都被同化,或者逐渐消亡?坚持下来的,有时候并不是靠武力的强大,而是靠精神信仰。儒学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信仰,它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,但一样满足了人的终极关怀。这种信仰是由孔子确立的,孔子的伟大,应从这方面去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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